文/徐永超

周佛海（1897--1948）的一生，變化無常，堪稱民國版李登輝。他曾是中共一大13比特代表之一。後來，卻做了蔣介石的親信。抗戰期間，他又投靠汪精衛，成為漢奸，私下裏又和重慶政府暗中勾結。為什麼他的人生如此變？他的人生結局會是怎樣的？

周佛海原本來自湖南省沅陵縣一個小山村。1917年，在老師的幫助下，他得到了一個去日本留學的機會。留學期間，周佛海接觸到一些文宣進步思想的書籍，由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開始向國內的刊物投稿。周佛海也獲得了一定名氣。

三年後，周佛海來到上海，準備沿江而上，返回家鄉。不巧的是，湖南正在開展驅逐張敬堯的運動，回鄉的路被堵塞了。在此期間，陳獨秀約見了他。當時陳獨秀等人正在商討建立一個政黨。周佛海聽完介紹，感到非常振奮，决心加入其中，共同為這一目標奮鬥。

1923年春，戴季陶向周佛海發出邀約，請他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。周佛海見待遇優厚，沒和黨組織商量，就走馬上任了。

周佛海在戴季陶的引薦下，搭上了蔣介石這條線，為其擬定重要文稿，出謀劃策。成為與陳佈雷齊名的“文膽”。

全面抗戰爆發後，他在自家地下室裏組織了一個“低調俱樂部”，成員還包括顧祝同、朱紹良、梅思平、陶希聖、羅君强、胡適、陳佈雷、陳立夫等人。他們一致認為，中國“戰必敗，和未必大亂”。後來，他們之中，有些人態度發生了轉變，有的人則越走越遠，直至賣國求榮。周佛海就屬於後一種。

在此之前，周佛海與汪精衛一直是政敵。周佛海脫黨後，聲稱：“攻擊共產黨，是我的責任，是我的義務。”汪精衛看不起他，經常罵他不是東西。周佛海呢，也反過來罵汪精衛。二人你來我往，好不熱鬧。

正所謂，沒有永遠的朋友，沒有永遠的敵人，只有永遠的利益。之前誓不兩立的的汪、周二人，因為有了共同的政治主張，逐漸走到了一起。

1938年11月，他們和日本簽訂了“重光堂密約”，並擬定了逃離重慶，另立偽政府的步驟和辦法。在周佛海的精心策劃下，汪精衛叛逃到越南河內，發表了那份“豔電”。

1939年7月，汪精衛發表廣播演說，公開文宣建立偽政權。周佛海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願等管道，收攏了一大批漢奸，成立了汪偽政權。他也有了一串“顯赫”的頭銜：財政部長、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、中央政治委員秘書長、行政院副院長、中央儲備銀行總裁、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、物質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、警政部長、上海特別市市長等等。對此他得意地說：“國民政府還都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於石頭城畔，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，以後運動亦以餘為中心。”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敏感的周佛海料定，日本人遲早窑灣。

為了給自己謀一條退路，他在1942年10月，派親信拿著自己的親筆信，去重慶面見戴笠。戴笠不敢隱瞞，立即報告給蔣介石。蔣接受了周佛海的“反正”。

於是從1943年起，周佛海成了潜伏在汪偽政權裏的間諜。他通過家中的電臺，向重慶方面傳遞秘密情報。對於被捕的軍統人員，他經常出面以各種理由保釋，還為他們開展活動提供各種方便。正是在他的精心安排下，汪偽的特務頭子李士群被毒死。

1944年11月，汪精衛死於日本。這時，抗戰形勢更加明朗，周佛海及時自己手中的槍桿子，部署在上海及杭州一帶，防止新四軍進入，為蔣介石接受提供了保障。

憑藉這些功勞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，周佛海果然搖身一變，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，威風絲毫不減當年。

這引發了全國群眾的憤怒，他們要求嚴懲漢奸周佛海。壓力之下，蔣介石將他送上了法庭。1946年10月21日，首都高等法院公審周佛海。那天，一萬多名老百姓把法院圍得個水泄不通。

法庭上的周佛海呢，一口咬定自己是“捨身救國”，憑藉著好口才，不少圍觀的羣衆竟然真的以為，他為了國家才忍辱負重，做了漢奸的。

不過，法官們沒有被他的說辭迷惑。11月7日，法庭作出判决：周佛海通謀敵國，圖謀反抗本國，處死刑。

慌了神的周佛海趕忙讓妻子楊淑慧去求自己以前的好友陳佈雷，希望他能幫自己說情。

在陳佈雷的安排下，楊淑慧見到了蔣介石。

蔣介石向她保證：“這幾年東南淪陷區，還虧了佛海，我是明白的。起來，安心回去吧。讓他在裡面等個三兩年，我一定放他出來。”

楊淑慧聞言，喜極而泣，連磕三個響頭而去。

回過頭，他問身邊的陳佈雷：“你看佛海在抗戰中，是否多少有些貢獻？”陳佈雷哪能不懂蔣的意思，又為周佛海說了一番好話。

1947年3曰，蔣介石親自下令：將周佛海的刑罰减為無期徒刑。本來，蔣介石是想履行諾言，兩三年後釋放周佛海的，沒想到他已是個病入膏肓的人了。

1948年2曰的一天，周佛海突然口鼻流血不止，加上心臟病復發，最終死於監獄之中，年僅51歲。

周佛海工詩詞，其作品氣勢磅礴，慷慨激昂。不知道的，以為他是一個錚錚鐵骨的義士，大概是缺少什麼，就喜歡標榜什麼吧。